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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上面这一段的，是对天下为家的社会状况的描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这应当说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历史合理性。如自己治下的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却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是很可笑的。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17]明确地否定了以公灭私、公而无私之谬说。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近代以来的历史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为了‘中国，矢志靡它;也使中国执政者，有要求人民牺牲的合法性。

王夫之亦鲜明地批判家天下的君主之私天下，申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由西方的思想所主导的世界主义，就其价值观而言，是对中国人发挥了很大启蒙作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它启发并激励了上世纪一大批先进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发动新文化运动，站在个人和人类的立场，呼吁中国人从君臣父子的传统身份规定中挣脱出来，新民、立人，解放个性，独立自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也做世界的公民。一方面仁学者关心于长远，另一方面仁学者关心于眼前。

   许多年轻一代国学界朋友都能对跨学科对话持开放的、甚至积极参与的态度。如欲处理这个层次上的问题，黄先生和其他哲学家们还须先从所熟悉的西方哲学史框架撤离一步，以关注当代跨学科认识论问题。理论化的仁学研究必将进入当代人文科学复杂的程序而参与人类新伦理学研究事业。尽其在我、素其位而行、学为己等孔子格言，都是告诉你什么是重要性或伟大性之意义所在的。

二者之间的关联又属于第三个层次。   首先，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史学者，应该充分重视和爱护儒学界现存的哲学使命感，后者除了反映了学者具有超脱俗常物利追求的人生目的外，而且反映了来自中国思想史的永恒伦理精神追求。

我们的指导是理性精神，而不是海内外学术偶像或大师(偶像化和大师化，往往是商业化时代垄断学术、聚势夺名的行销性手段而已)。今日儒学界的朋友如有大同世界之胸怀，何不使之可实践化、有意义化以及可与世界沟通化呢？仁学虽产生于中国古代，却内含有其人类普适性。国内呢？国学即将成为全球文化商品市场内的新品牌，以招徕于世界，一如国术等其他国宝的作用一样。儒学则属于中国帝王制度史，为中国历史所特有，与世界其他各国无关，并因其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关系而与民主时代格格不入。

海外新儒学的最大的反解释学倾向就是泥古，即用幼稚的直意方式在现时代去重复古代圣贤话语，不懂得应当区分历史上的永恒人性(善与恶)和知识论、技术论方面的历史暂行性。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一个人可以关心任何话题，但只能运作有能力处置的话题。孔孟学即个人心术学(绝非儒教所歪曲成的集体霸术学)，心术学是今日一切革新之根本，它既是伦理信仰的实践学根本，也是科学发展的理论学根本。

黄先生友好地期待孔孟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两套目标虽间接相关而不必混同。

黄先生所关心者实为伦理学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应当号召万千人众去读早已过时的那些儒家知识论么？我们应当鼓动现代人去机械背诵古代文典么？非也。

仁学，不应导引我们参与对孔子作为儒教教主之膜拜，而应使我们尊崇孔孟作为思想家以强化伦理实践理性的提升(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乐于崇拜被神化了的个人，其精神极易为各种伪神所控制而失去自主理性和意志)。这种对新型国学认识论变革的期待，客观地反映出时代要求的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学术不能不从更广泛领域和更多元化角度来寻找新的国学思考方向。历史思想标称在现代语境中的替换，导致思想运作的目标和基地内部结构之系统的调整，相信其研究和实践的效能均将随之明显提升。   那么，面对如此繁杂的学术准备要求和时代迫切道德责任之间的张力关系，有志于思想精神事业者，今日该何去何从呢？在此我们可以仍旧借用前述理想和实用的二分法来加以说明。   黄先生来信主旨大略如下：    a. 所创生活儒学意在朝向现实关切，而非限于单纯思想史研究。另一个部分可纳入现代新伦理学建设规划，以作为人类伦理学整体探讨的组成部分。

当所有这些方面还未曾着手解决之时，能够为所谓儒学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么？海外新儒家其实也面对着同样的理论困难，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作过全面深入研究，而是欣然自闭于当初社会文化环境和今日学科自治区而自行其是。此外也要能对社会现实方面的重要性和伦理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加以分辨。

大家围绕着这个极其含混的汉字儒学进行随意论辩，导致在学术思想界内出现了一个充满词语混乱的对话平台。   这种前解释学的名词混乱性，当然也部分地源于学者目标的混合性：学术研究(A)和信仰主张(B)。

具体而言，那种盲目地朝向外国汉学界学术方向的兴趣开始失去吸引力，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基本区别：海外汉学界方向和中国人文科学方向，为截然不同之两事。   d. 生活儒学必然须避免古代儒家的原教旨主义。

中国学界何必受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老古董之累，而自外于新世纪之地球村呢？关心现实的生活儒学，正应是一种仁学实践学。   这封长信不能说是针对黄先生的大作和来信所作的适切应答，却希望表达比应答来信更为重要的一种期待：请关心儒学作为信仰价值系统(B类)的儒学界朋友，今后尽量用仁学一词取代儒学一词。学术实践之效果，是依存于学术场地内理性运作的统一性的。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儒学网》主编黄玉顺先生不久前寄来了他的文集①，黄先生的文集、来信和两三年来与他网上交流的经验，使我决定趁年节之际借题发挥一下，提出一个虽相关而未必完全切题的普遍性建言，以期调整和深化黄先生有关今日建构新儒学的理念。

这就是：勇于参与组织和创建新仁学伦理学事业。另一方面我们又须根据现行条件来规划眼前生存实践之所需。

^ 进入专题： 仁学 儒学 伦理学 。不过郑先生对西学和港台知识的理解却极欠深入和条理，其学术得以在海内外流行(我和罗蒂亲自听见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主持郑家栋讲演会的汉学家墨子刻称，郑为中国今日最佳儒学家。

比如说，作为信仰对象的儒学是指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哪一部分呢？在今日世界，你打算提倡古代儒学的哪一部分来作为中国人和世界人的信仰内容呢？你难道不知道儒学是中国封建帝王制度的意识形态么？什么理由使得现代人要把两千年来的帝王意识形态当作新世纪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呢？还不说在这里是否有任何实行的可能性的问题。   注释：    ①黄玉顺著：《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我们应当在全球商业化时代逆流而进，促使人们关注伦理学层面上的根本信仰问题。结果提倡儒学相当于提倡复古或泥古。试看今日台湾知识界还剩下多少儒家思想？在台湾长年宣扬无效之后今日又意图通过其国外汉学弟子使其(借助大陆广狭两义崇洋媚外之氛围)转战于大陆。在此民族学术发展的大变革面前，我们都是起始者和探索者。

伟大感，不依赖于话题的宏伟(许多宏大话题都是公言常识而已，而人间势利，以为名气大者说出的常识就会与人不同似的)，而是依赖于话题和方法的相互适切性。而由于工作繁忙，一时难以如愿。

质言之，首先区分孔孟伦理学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然后区分孔孟的伦理态度学(或心术学)和作为其实践手段的历史性知识论(古人已知：手段是必须与时更新的)。具体而言，就会是把学术思想之规划加以一分为二：学术理想规划部分和学术实用规划部分，在两个不同范围内设计不同的实践程序。

现代学者的思想智慧应该表现在能否提出有效的、有意义的设问系统，而不在于机械化地编排现存历史文本。前者的天然盟友是国学，后者的天然盟友是汉学，而国学和汉学又是国际儒学世界的两大支柱。